代表委员谈职业教育:让职业教育成为人才成长的“第二赛道”
随着我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,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起来,“职教一人,就业一人,脱贫一家”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方式。进入新时代,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凸显。未来职业教育发展面向什么方向?应注意哪些关键?委员代表提出了这些建议看法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韩鲁佳:加强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,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
韩鲁佳认为,如果说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“短板”,农业职业教育更是“短板”中的“短板”。在《关于着力加强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提案》中,她呼吁推动“农业职业教育法”立法。
在《关于进一步加大农机装备操作人员技能提升培训工作力度的提案》中,她提出,农机装备操作人员是推进农业机械化、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,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点人群,应该划拨专项资金实施技能培训,针对性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免费和资助政策覆盖面。
在《关于优化国家公派留学资源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的提案》中,她呼吁增设“国家公派农科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”,打破以个人需求为主的选派模式,实施自主、连贯、规模化的成建制定向选拔和派出,精准聚焦和服务乡村振兴人才。
韩鲁佳表示,应该统筹各方面力量,进一步聚焦教育投入、管理体制、教学质量、社会地位等难点、堵点问题,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,取消对技能人才的歧视政策,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,让它真正成为我国人才成长的“第二赛道”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西南大学教授谢德体:培育职业院校“走出去”国家品牌
针对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总体还不高,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仍是短板,国际交流合作规模需进一步提高这一现象,谢德体建议,应加快国际化技能人才培养,培育职业院校“走出去”国家品牌,要重点满足“一带一路”建设需要,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机构交流合作,探索实施“一带一路”技能人才订单式培养。
谢德体指出,弥补职业教育国际化短板,就要加快探索国际合作办学的路径,在专业建设、师资队伍等方面加快国际合作,实现技能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,加快人才培养标准与国际接轨,积极开发国际通用的课程体系,探索境外办学、线上教学。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,在职业教育专业课程设置上加快“升级换代”,由普通技能人才培养向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转变,促进教育链、人才链与产业链、创新链有效衔接。
谢德体建议,尽快完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,完善高职院校“1+X”证书制度的内涵,建立健全高职院校对留学生招生专业的备案制度,助力非营利性民办高职教育与公办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:让职业本科教育成为职教高质量发展的关键
郑亚莉建议,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,需要对已经升格或合并的职业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,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要支持升格,做强存量、做优增量,让职业本科教育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。
要明确“双高”学校升本是发展职业本科的主渠道。职业教育领域就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,引发了职业教育领域的广泛关注。应进一步明确“双高”学校升本,即“双高”学校升格和举办职业本科专业是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,这批学校办学基础良好、实力雄厚,类型特色鲜明,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。
郑亚莉表示,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,也是发展职业本科的着力点。一方面,要坚持德技并修、育训结合,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。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方向,以培养高阶职业能力为导向,培养具有复杂实际问题解决能力、审辩式思维能力、创新能力的专家型技术技能人才;另一方面,要坚持服务至上、技术创新,增强服务行业企业能力。
郑亚莉还表示,要加快相关政策落地。当前关于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和法律已经完成顶层设计,关键是将政策落地,推动符合条件的专科职业院校升格或举办本科层次专业,做优做强职业本科院校的存量和增量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民建中央常委、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苏华:加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
如何突破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瓶颈?苏华建议,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,政府、行业、企业、学校要协同育人,中央财政和各省市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地方院校向职教本科学校升格、向应用型本科学校转型的经费。
苏华建议,稳步发展职教本科,促进应用本科转型。扩大职教本科规模,加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,加快推进地方普通本科学校向应用型本科学校转型,积极鼓励独立学院转设,建设一批职教本科学校和应用本科学校等。
深化职教高考改革,畅通人才上升通道。完善“知识+技能”考试办法,将职业技能考试成绩权重提高到50%以上,职教本科学校和应用本科学校应直接面向中职学校招生。职教高考本科招生比例应逐年提高,在关键领域,实施“能工巧匠、大国工匠”培养计划,加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力度。搭建技术创新平台,大力推进产教融合。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,落实企业和学徒补贴政策,落实产教融合型企业“金融+财政+土地+信用”组合式激励和相关税费政策等。